2001年911事件對國際權力形勢影響不少，但受到更多影響的可能是遇難者的家庭以及為數眾多無辜人士被認定是恐怖分子而受到拘捕、收監和虐待。今次電影焦點是無故被視作恐怖分子的移民德國家庭，由真人真事改編，一位本來無憂無慮的母親Rabiye(梅爾覃卡普坦Meltem Kaptan)有天突然收到壞消息，長子竟被當作塔利班被美軍俘虜收押，週圍打探、苦無辦法之下，她憑著電話簿找到後來一直協助他的人權律師Bernhard Docke(亞歷山大舒爾Alexander Scheer)，經歷多年的官司和向政府申訴，其子終於得以回家團聚，表面看似的美好團圓但電影主旨正是批評民主制度的崩潰和政治權力交替的模樣，是叫人們再一次反思權力制度應當有何種意義。
長子被關押的監獄是911事件後聞名於世的古巴關塔那摩，其惡名出於美軍在繞過本國的法律下，運用各種可怕方式虐待被關人士，完全無視他們是否無辜或有罪，由小布殊領導的美國政府寧枉無縱、無罪先判的行為震驚世界，直至真相被越發揭露、有些人士被釋放以至有涉事者被定罪才稍為平息。但試想像一個一個家庭曾經面對過如斯可怕的分離和經歷，當中傷害已經延伸一輩子，之後的復元永遠只能人生佔一小部分，有人可能可以有第二次的開始，但有些事情也再不復還。
不過電影重點並不是在長子身上，也不是如曾在香港上映的另一套電影《誣罪審判》(The Mauritanian)將可怖虐待過程再次呈現希望世人引以為戒。編導對當中恐怖經歷略為輕輕帶過，更多是呈現一位母親如何處理與平衡自己的家庭和心理，她有時確實予人過份熱情地滔滔不絕，但這正是反映土耳其人與德國人的迥異，同時她天性樂觀也好像令有些情節看上去沒有太過悲傷，雖然她在他人背後實在不能忍住眼淚和苦痛，但為母則強，在兩位小兒子丈夫面前要裝作堅強；在商議爭取時要表達焦慮不安，正是由於她徘徊在苦中作樂的狀態，更令人感受到無端要對骨肉分離的悲慘。電影又透過這個土耳其家庭，側寫原來很多土耳其人選擇移居德國的狀況，她與律師之間的文化衝突讓電影調子稍稍變得輕鬆，喋喋不休與沉默寡言的人一凹一凸火充滿火花，兩人由工作協商關係漸漸變成朋友，是電影中除卻主角一家難得出現的人情溫暖。
導演安德烈亞斯德勒森(Andreas Dresen)也想以這宗真人真事回應德國與美國的憲政民主體制曾經出現的錯誤過失，那些本應記載在當初民主進程發展的想法可能早已被人遺忘、煙消雲散，人權保障在仇恨情緒高漲時似乎毫不管用，主角長子獲釋後其實從未得到任何一方的道歉和賠償，好像被釋放重回自由身已經是一種恩賜。編導在批評德國前身政府未有履行保障公民安全和人權之外，也想觀眾反思交接過後的政府究竟是出於籠絡民心之舉抑或真心真意責成才完成外交斡旋，都見編導可能對於自身國家的未來抱有悲觀取向。的確，要出現一個真正為民請命和服務的政府，可能是永遠望塵莫及的想法，這才是最可悲的現實。
電影‧宇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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